嫌当市长工资低，他辞职捡“破烂”，捡出80亿资产却非要上交国家。
很多人说：“你疯了啊？”
他答：“你们懂个屁。”
这个人就是樊建川，他是个传奇人物。
1957年，樊建川出生在四川宜宾。
父母都是军人，他从小就野、血性十足。
下江游泳、偷书、偷西瓜，那是常有的事儿。
跟小玩伴打架，父亲不但不插手，要是赢了，还给他倒白酒。
父亲经常对他说：“做人要有拼劲一人一条命，就是用来拼的！”
高中毕业后，樊建川下乡当知青，被生生饿晕了两次。
没想到正好碰上招兵考试，为了吃饱饭他立刻报名。
可他原本就近视，体检之后被刷了下来。
他不甘心，找到当时的首长拼命表演写书法、吹笛子、拉风琴。
首长一看：这小子多才多艺，不错！便破格招了他。
兵伢子樊建川，在零下40度的内蒙古整整驻守了两年。
他不但当上了特等射手，还当上了学雷锋标兵，荣立三等功。
不久后全国恢复高考，樊建川立刻报名。
全军共有80人报名，只录取1个人。
他拼了命备考，最后竟真的被录取。
还考上了西安政治学院，成为当时第一批由士兵考入军校的大学生。
毕业后，樊建川在第三军医大学任教。
1987年，转业到宜宾地委。
他跑遍了当地农村，写了无数的调查报告。
他的调查报告，甚至在国家级学术刊物《中国社会科学》上发表。
有文笔、能实干，宜宾市委书记十分青睐这个小伙子，一下提拔他为秘书。
从此，樊建川的仕途一帆风顺、平步青云。
35岁时，樊建川成了宜宾市最年轻的常务副市长。
不到一年就被组织看中，准备将他提拔成市长。
多少人都盼不来这样的官场运气，可樊建川倒好，一听到消息，他就辞职不干了！
他说工资太低，任职地方太偏，不适合自己搞收藏。
准市长搞收藏？肯定是古董、字画这些值钱的风雅玩意。
樊建川也的确和行家朋友出入过古玩市场，淘过几次宝贝。
但不多久他就不去了，因为他想收藏的那些东西，古玩市场根本就没有。
关键问题是他想收藏的那些东西，在大家眼里根本就是些破烂玩意儿：
旧报纸、旧票据、锅碗瓢盆、腰带勋章他都要，甚至连破土块他也收藏。
为了搞收藏，樊建川发了狠赚钱。
辞官没多久，他和朋友凑了10几万，合伙开起了房产公司，叫建川实业。
他们定了个宗旨——忠义勤信，不赚昧良心的钱！
汶川地震时，因为很多开发商偷偷减掉30%的安全建设支出，不少楼房质量太差导致垮塌。
樊建川不但不减，反而特地开了个建筑公司，请来专业人员进行内部监管，决不允许偷工减料！
他们承建的房子在地震中几乎完好无损，老百姓纷纷打出条幅表示感谢。
靠着扎实的质量和诚信的经营，不但建川实业做进了四川省前10名，樊建川也身家暴涨，多次入选胡润中国富豪榜。
2007年，樊建川个人资产高达20亿。
在成都最繁华的地段，拥有办公楼、商铺、加油站。
这个白手起家的兵伢子，一跃成为大富豪。
有了钱，樊建川收藏的心就大了。
他把收藏的主攻方向，放在了“抗战文物”身上。
上世纪80年代末，樊建川观看电影《血战台儿庄》后，整夜整夜睡不着觉。
抗战死了500多万中国军人，但大部分人死了，连个名字都没有。
随便举一个例子吧，刘湘、刘文辉、杨森、邓锡侯等，本来都是四川地区的军阀，
但是卢沟桥事变后，刘湘立即停止内战，说了一段特别感人的话：
作为一个军人， 这么多年来一直打内战， 这是我们军队的耻辱。 现在我们要出四川、出秦岭， 去和日本人打仗，去打国仗， 以日本人的血， 来洗清我们旧军人的耻辱。
作为一个军人，
这么多年来一直打内战，
这是我们军队的耻辱。
现在我们要出四川、出秦岭，
去和日本人打仗，去打国仗，
以日本人的血，
来洗清我们旧军人的耻辱。
于是，30万川军就出川抗日去了。
这一去，基本就是有去无回。
但其实四川奉献的何止是30万川军，
为了支援死伤惨重的抗日各军队，四川地区连续征兵8年，每年征兵40万，
“一家两个儿子征一个，三个儿子征两个，五个儿子征三个。”
出征前，每一位将士，都为家人留下了遗书：
“失地不复，誓不回川！”
“这一去，很多人就真的再也没有回川。
比如，王铭章率领5000川军，支援台儿庄战役时，5000人就全死在了那里。
台儿庄战役结束后，李宗仁派人寻找王铭章尸体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，最后只找到一口大金牙，才确定王铭章被炸碎了。
因为王铭章以前是军阀，镶了满口大金牙。”
讲起很多这样的故事，樊建川这个彪悍的汉子开始哽咽：
“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，很多人死了，连名字都没有。
难道我们不该纪念一下他们吗？”
“日军犯下了滔滔罪行，却一直拒绝承认侵略，我之所以要收藏抗战文物，
一是要纪念中国不屈的民族精神，
二是要留下日本人侵华的铁证。”
为了收藏抗战文物，樊建川不惜血本。
2000年，北京某拍卖公司准备拍卖一批抗战史料，其中有日军投降时交出的系列公文，上面列着113个驻华部队的名称番号。
拍卖目录刚一公布，很多买家就蜂拥至北京，有一神秘买家甚至放话：
“不论多少钱，势在必得。”
樊建川担心自己无法抗衡，于是发动很多线人寻找卖主，经过一个星期的搜寻，终于在天津找到了卖主。
“我与卖主长谈了一宿，用真情与激情打动了他，他愿意撤拍，我以远高于起拍价的价格买下了它。”
2001年，卢沟桥博物馆在北京搞了一个抗战文物展览。
樊建川知道后，就带着自己的藏品去凑热闹。
国家文物局专家一看他的藏品，吓了一大跳：“14件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，比卢沟桥博物馆还要多。”
这次凑热闹之后，樊建川便萌生了一个想法：
“如果只是单纯做收藏，这些宝贝就只能蒙尘了，只有建一个博物馆，才能让更多人看到它们，惨痛的历史才会被更多人铭记。”
于是樊建川就开始找地。
“想拿500亩地，建一个博物馆群落。”
樊建川本想把博物馆建在城里，但政府一听樊建川拿地建博物馆，立马就拒绝了：
“拿这么多地，建博物馆？谁信。”
“他就是想借博物馆之名圈地。”
于是他只好将目标放到县城，经过两年多的寻找，四川大邑县安仁镇终于接纳了他：
“老樊，我们相信你。”
地定下来后，樊建川拉朋友入伙，
但朋友们一听他要建博物馆，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：
“有了钱不享福，你疯了啊？”
“让一个人完蛋，吸毒；让一个企业完蛋，建博物馆。”
“这是个无底洞，你是准备当烈士吗？”
朋友们不愿入伙，樊建川只有单干，他卖了办公楼、商铺、加油站。
“就算当烈士，我也要把它建起来。”
樊建川不服输的劲又上来了，“我要做一群博物馆，每一个都要做到同类第一。”
要做到第一，首先博物馆的设计就要做到一流。
为了聘请最好的设计师，樊建川绞尽了脑汁。
比如为了请美国国家建筑师协会主席切斯特·怀东出山设计援华美军馆，樊建川五顾茅庐，最终才以一组美军援华文物照片打动了怀东。
怀东本来设计费要价极高，但他被樊建川的赤诚所感动，只象征性地收了两万美元。
就这样软泡硬磨，樊建川请到了30位设计大师，分别为30个主题博物馆做设计。
这些大师个个名头惊人：
比如，参与设计中国历史博物馆、钓鱼台国宾馆的张永和先生；
比如，参与设计北京人民大会堂、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建筑的程泰宁先生；
比如，参与设计巴塞罗那奥运会场馆、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的矶崎新先生；
最后，连书法家启功都被感动了，为樊建川的博物馆题写了馆名。
每年有100万民众参观建川博物馆，每一个人进去之后都是擦着眼泪出来的。
这些人里有抗战过的老兵，当看到这些鲜活的记忆时激动得哭，因为还有人记得他们；
老兵的后人从这里见到了亲人，思念得不能自已。
更多的是普通的百姓，他们在这里追忆历史，思考当下。
这些也正达成了樊建川的夙愿：
为了和平，收藏战争。为了未来，收藏教训。
为了安宁，收藏灾难。为了传承，收藏民俗。
以色列驻华大使进馆参观后写下一段话：“这是一个平凡的人，干了一件伟大的事，他留下了一个民族的苦难。”
樊建川却说：“不是我了不起，我仅仅是做，做算什么啊？让博物馆一直存在下去，才是一个浩大的工程。我只用花几十年的时间而已，但保存就要几千年！”
他如今还在不停建馆，说起平生最大的心愿，他这样说：
“现在有房奴、车奴，我是馆奴。我愿意一生为博物馆做奴隶，只要是能建够100个，马上死都可以。”
博物馆的开销也是前所未料的大：“投资是永远收不回来了，但毕竟这里有500多名员工，所以我要通过运营维持生计。”
除了门票收入，他会在馆内搞一些文创配套设施，但也是杯水车薪，他就写字卖钱，“一幅字，无论大小10000块，为了博物馆我就是这么不要脸！”
如今几年过去，建川博物馆竟实现每年近2000万元的盈余，估值达80亿。
但是他自己的生活，越过越简朴，穿款式最简单的衣服，下最便宜的馆子，这些他都无所谓。
可无论走到哪里都记得博物馆，做节目、访谈、签售，他都穿着博物馆自制的宣传T恤。
只因行走在这片厚重的土地，他总还是感觉自己做的太少了。
所以，他立了一份遗嘱，要在他死后把博物馆和所有文物都捐给国家。
他说：“我父亲告诉我，人活在世上就两件东西，第一，你有一条命，第二，你有一个背包。
你是一个兵，命是拿来拼的；背包是拿来干什么的？命拼完了就扔了。我这条命就是用来建博物馆的，我的500亩地、800多万件文物，这就是我的背包。”
不止如此，他甚至希望用自己的皮绷一面军鼓，放在博物馆里。
“谁要敲一下，我就在声控电视墙上给他唱首歌，他必须给博物馆捐1000元钱。这样我死了，还能给博物馆做贡献。”
妻子一听，丈夫要“绷皮做鼓”，死活不答应，可樊建川摆摆手，生死在他这里也是风轻云淡的样子。
樊建川花了20多年，甘当馆奴和敲钟人，只为唤醒民族的记忆，倾其所拥有的一切，财富、名誉、皮囊......
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
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不在于拥有多大权力、多少的财富，而是在于你的人生选择。
像樊建川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值得被敬仰的人。